大地端阳·清芬

夏至与端午节的交汇，带来了特别的雅致。夏至时万物繁茂，端午则有沐浴兰汤的习俗。这两个相近的节日，自古被视为天地气息交融、阴阳转换的节点。民间有食粽、插艾、佩戴香囊等习俗，既体现了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也寄托了驱除瘟疫、祈求吉祥的愿望。此时阳光最盛，草木最香，人心也尤为温和。

本版邀请专家学者，与读者一同在悠长日光里，品味千年节俗的深邃与馨香。通过展读红色家书，体悟信仰的真挚；通过解读《离骚》，感受屈原的宏大情怀；通过观察今人亲手缝制的香包，领悟手工制作的郑重与温度；通过创新艾草花束的扎法，展现传统向现代的轻盈转变；通过欣赏《端阳故事图册》中的古老习俗，体味风俗的本真，让端午的清雅芬芳，继续滋养今人的精神世界。

翰墨里的家国情

97年前的端午，21岁的陈景星告别母亲，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求学。在校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生涯。一年后，革命形势严峻，作为南京市行动委员会委员的陈景星，放弃了暑期回家的机会，留在南京领导革命活动。端午节过后不久，他预感到前途的艰险，给远方的母亲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他表达了对母亲辛劳的感激，并强调自己无论在何处都恪守做人准则。他常思索，若学有所成却不能为受苦大众谋求幸福，便愧对母亲的养育之恩。这封信寄出两个月后，陈景星英勇牺牲。他的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母亲的思念，更彰显了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将孝亲之情与爱国之志融为一体。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端午节写下的感人书信还有很多。1948年6月10日，江竹筠（江姐）在被捕前四天，从重庆万县写给家人的信中提到：“近来你们还过得好吗？明日端午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以思亲的心情特给你们这封信并遥祝你们的快乐和健康。”朴实的文字中，饱含着对亲友的牵挂，流畅的笔迹则展现了她历经风雨却坚定的意志。这封家书，传递着温情，也折射出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彰显了“小我”与“大义”的辉映。

随着革命的推进，新中国的曙光渐露。1949年端午节之夜，在渡江战役前夕，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部秘书袁志超，给远在山东老家的弟弟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家书，详细记述了渡江前后的见闻和思考。信的结尾，他写道：“今天是端午节，你们在家很热闹吧！我现在又兼作指导员的工作，所以更忙一些。新中国就要诞生，希望你还是多学习文化，以后好多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家帮助种田，也别忘了读书。”这封被称为“渡江来信”的家书，通篇未提及个人离愁，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者的担当和对家国的期许，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质朴本色。

这些在端午节写就的红色家书，一方面表达了对“家”的深厚眷恋，另一方面将这份情感升华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切。从书法“书品即人品”的说法可以看出，这些书信展现了书写者高尚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这种心怀家国、情系苍生的追求，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承。

两千多年前，屈原投江殉国，将“家国”二字深深烙印在端午的精神底色之中。这种家国情怀，也渗透在浪漫而浩荡的楚骚文脉里。先秦时期的楚文化，集长江流域先秦文化之大成，具有浪漫、瑰丽、神秘的地域特色，以及开放、创新、坚守理想的文化特质。《离骚》等楚辞作品，不仅连接了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与客观自然，也表达了对家国的思考，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北宋苏轼曾表示，若建有园亭，愿名之曰“楚颂”，以表达对屈原的敬仰。

宋代之后，许多书法家以苏轼为榜样，将楚辞的文学意境转化为书法艺术，丰富了书法的人文内涵，也拓展了楚骚文脉、长江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辐射范围。元明时期，集真、草、隶、篆、行等多种书体于一体的楚辞主题书法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吴叡的隶书《离骚》古雅稳健，董其昌的行书《离骚兰亭卷》潇洒俊逸，倪元璐的行书《楚辞句》郁勃苍劲。书法家们将个人审美体验和人生感悟融入创作，以家国情怀为线索，形成了多元的楚辞书法文化。文徵明便是其中代表，他既绘有《湘君湘夫人图》，也常书写《离骚》《九章》等辞章。其87岁时创作的蝇头小楷《离骚九歌卷》，娟秀挺拔，展现了他炉火纯青的功力和忠贞不渝的文人风骨。

从古代文人借楚辞抒发情怀，到近现代革命志士以家书寄托情感，笔墨间流淌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萦绕在粽叶飘香中，回荡在龙舟竞渡的呐喊里，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

一枚香包，藏千年风雅

端午时节，人们思念屈原。佩戴香包的习俗，也与《离骚》中的香草相关。屈原诗中“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所描述的芳香佩饰，是否就是今日的香包？

从形态上看，战国时期的楚地尚不存在用布缝制的香囊，屈原佩戴的只是山野兰芷串联而成的饰物。然而，这缕草木的清香，却将高洁自持、矢志不渝的君子气节，注入了后世香包的精神内核。

有人或许会疑惑，香包文化已有约3000年历史，屈原之前香包就已存在。确实，在中原地区，香包早已被纳入礼乐体系，当时称为“容臭”。“臭”在此处读作“xiù”，意为香气。《礼记·内则》中记载：“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要求晚辈侍奉长辈时，需佩戴容臭，以保持仪容的香洁，恪守礼节。

香包文化历史悠久，但最初仅限于器物和仪式。直到屈原在江畔吟咏，以芳草比喻本心，以清芬象征气节，香包才超越了普通物品，获得了穿越千年的精神内涵。

汉魏时期，佩戴香囊的风气遍及朝野。随着丝绣技艺的精进，麻囊逐渐演变为锦袋。在人世沉浮、相守不易的背景下，香包成为寄托情意的信物。东汉繁钦的《定情诗》中有：“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中女子将情意托付于肘后香囊，恰似屈原对腰间香草的寄怀。

大唐盛世，国泰民安，香包制作日臻精美。桃实、莲荷、瑞兽等多种造型出现，镂金、盘银、绣彩等技法繁复。从皇亲贵胄到市井百姓，人人都佩戴香包，宫苑街巷弥漫着芬芳。文人墨客也常将香囊融入诗歌，如白居易“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元稹“微风暗度香囊转，胧月斜穿隔子明”。

两宋时期，风雅之风盛行，民俗完备，端午佩香成为岁时常俗。香包造型趋于简约，纹样多取兰芷、灵草，符合淡泊雅致的志趣。每逢端午，孩童佩戴虎头香包，祈求驱邪健体；老人悬挂寿桃香包，祝福长寿；文人雅士则偏爱素净的香包，不事雕琢，唯以香草砥砺心性，视屈原为隔世知音。

明清时期，绣艺达到顶峰，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各具特色。匠人们以针代笔，以线为墨，以布为纸，将万象绣于方寸锦囊。端午制作和赠送香包成为一时风尚。各地香包流派纷呈，但其坚守善良、注重情谊、高洁品质的核心内涵始终未变。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洋饰品进入大众生活，手工香包一度式微，古法技艺渐趋式微。然而，蕴藏在民俗文脉中的智慧与深情并未消散。如今，随着国风复兴和非遗的重新受到重视，当代匠人承古开新，继承了屈原以香草明志、以清品立身的精神，并开创了造型、纹样、香方、功用等方面的新意。千年香包，已蜕变为以传统匠心为根基、中医智慧为内核、国潮审美为外衣、现代生活为场景、人文情感为灵魂的新型文化载体。

有人将陕北剪纸的拙朴趣味与江南合香的清醇相结合，制作出造型质朴的如意香包，寓意君子内敛修德。有人调配宋韵雅色，配以金丝银线，打造竹节龙舟香包，呼应端午竞渡习俗，寄托节节高升的美好愿望。有人改良传统虎头香包，将猛虎化身为守护神，用于门楣悬挂或车载。还有人根据《本草纲目》调制安神、驱蚊、净味、祛湿的香方，将香包扩展为香枕。更有甚者，将《楚辞》中的香草纳入香包，使每一缕幽香都成为传递屈子风骨的使者。

作者在高校和社区讲授女红技艺，与众人一同制作香包。拈针引线、裁布填香的过程，如同一次静心疗愈。亲手缝制的香囊，针脚错落间饱含温度，芳泽浓淡间尽诉真情，与流水线生产的冰冷划一形成鲜明对比。

己亥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九五华诞之际，作者为其创制了莲蓬香包挂坠，缀以莲花、明月、蜻蜓配饰，既取先生“独陪明月看荷花”的诗境，也契合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画意，寓意书生报国的赤诚、师者润物的厚德，以及百折不挠的生机。香包内填充荷叶、薄荷、薰衣草，清逸淡然，与先生的诗词意境相融。叶嘉莹先生对此香包喜爱有加，将其作为书房门挂。当年教师节，南开大学迦陵学舍举办先生归国执教40周年雅集，作者与中华诗词学会诗教委员会的爱好者们缝制了数百串莲蓬香包挂坠，分赠宾友。香包仿佛成为盟誓信物，邀请大家一同走近诗教之道。

一枚小小的香包，既有三千年的历史渊源，也面向着三千年后的未来，将在你我掌心，留下永恒的印记。

风物之趣 情义之长（读画）

古往今来，吟咏端午的诗书画作不计其数，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端阳故事图册》，是一套充满生活情趣的岁时小品。这套八开册页，分别以射粉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系彩丝、裹角黍、观竞渡为主题，如同八首清丽的小令，在绢素上依次展开，彼此呼应，构成完整的节日画卷，展卷如同翻阅一部岁时笔记。

画中描绘的时令、物候与游戏之趣，引人入胜。第一开《射粉团》描绘宫娥引弓射击盘中粉团的情景，游戏中的雀跃与期待跃然纸上。端午“射粉团”的习俗自唐代已有。《开元天宝遗事》记载，粉团滑腻且不易射中。《赐枭羹》则描绘了将猫头鹰做成羹汤赏赐给百官的习俗，寓意驱逐奸臣。《采药草》展现了人们上山采撷百草的场景，古人认为端午时节草木药力最盛。《养鸲鹆》描绘了饲养八哥并教其学舌的旧俗。《悬艾人》中，门楣上用艾草扎成的艾人，充满质朴的趣味。宫苑的雅致与山野的质朴，在这套册页中并行不悖。

笔锋一转，便转向端午节最动人的伦理之情。《系彩丝》中，年少者俯身为长者系上青、赤、黄、白、黑五色丝线，象征五行，称为“长命缕”。此俗由来已久，汉代已有记载，人们相信它能驱除瘟病、辟邪止恶。《裹角黍》则是一幅生动的家庭劳作图，母亲与幼童一同洗粽叶、准备食材，这种寓教于乐的生活情趣，被画家不动声色地收录笔下。直至《观竞渡》，岸边观者引颈远眺，水中龙舟奋力向前，展现了临水观舟的盛况，也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集体记忆。

通观这八开册页，更能体现徐扬创作一套组画的匠心。在取景上，他以平和的视角描绘了宫苑、山野、水滨、庭院等不同场景，气息贯通，使观者在翻阅时，仿佛在深宫与乡野间游走。在笔法上，人物多以简练的笔触勾勒，不繁复、不雕饰，造型秀逸生动。设色上，清淡雅致，用朱栏、绿树点缀其间，明丽而不浓艳，展现了当时宫廷绘画工整清丽的审美风格。每开册页不过20厘米见方，却处处体现了“方寸之间有天地”的功夫——一树一墙、一情一景，皆经精心取舍，绝无冗余笔触。

尤为值得玩味的是，画中院体风格与文人趣味的融合。徐扬原是苏州人，出身市井，后供奉内廷，其画笔既有院体的工整严谨，又带有江南的清雅疏朗。以丹青记录岁时民俗，宋元时期已很流行，至明清时期更显生活气息。徐扬继承了这一传统，既保持了宫廷绘画的端庄，又将市井生活的鲜活气息融入画面，使得宫廷游戏的雅趣与乡野采药的质朴，在同一组画中和谐共存。这种“雅俗相融”，正是《端阳故事图册》区别于一般岁时画的独特之处。每开图侧，还附有简短题识，点明风俗的源流和名物。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册页上钤有“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等印章，可见深居宫中的帝王，也曾通过这套图册体察民情、品味人间烟火。画、书、印相映成趣，使这套册页既可观赏，又可阅读，还可考证——观风物之趣，读岁时之变，考节俗背后的千年情义。

节令不断流转，画作却得以长存。画中那些朴素的瞬间——射粉团时引弓待发的乐趣、裹角黍时妇人低眉的专注、系彩丝时晚辈俯身的恭敬，早已跨越时空，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夏至共端午

今年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夏至。端午是节日，夏至是节气，两者都处于仲夏时节，因此有“夏节”的共同称谓。如今，端午节的关注度远高于夏至。然而，夏至最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而端午则出现得晚一些。从根源上讲，端午是在吸收夏至节俗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节日，两者共享着一套处理“阴阳消长”的思维模式。

仲夏是指夏季中间的月份，即农历五月。《礼记·月令》描述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意思是，仲夏之月迎来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即夏至。此时，阴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