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

我今年97岁，已加入中国共产党74年。回首过往，我始终铭记着19岁时便深植于心的信念：我的生命理应奉献给人民。

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陪伴下成长，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中学毕业后，遵从父母的意愿，我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预科学习。正值解放战争时期，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我克服重重阻力，走上街头参与游行，并组织了民歌社，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我心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我与同学一同北上，前往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在那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同时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天地，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气息，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南下武汉后，“文训班”改组为文工团，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

由于从小学习钢琴，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很快便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队员们大多未经专业训练，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出现偏差，我便耐心细致地逐一纠正。于是，大家便说“你还挺明白的，你来打拍子吧”，我由此成为了我们文工团的指挥。我的指挥生涯，也正是这样，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在不知不觉中开启了。

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这为我一生“艺术为民”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在深山之中，我聆听了乡亲们随口哼唱的朴素歌谣，它们真诚动人，充满生命力。那一刻，我无比真切地认识到：音乐源于人民，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

19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人明确教导我应树立怎样的人生观，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文艺来源于人民，应当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

此后，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在为期三年的留学期间，我每日沉浸于专业学习，反复研读总谱，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旁听排练，观看演出，竭尽所能地汲取知识。1962年，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的公演，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那年我33岁，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一路的成长，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我所能做的，就是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用我的专业特长回馈社会。

回国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1978年，中央歌剧院得以重建，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同时兼顾教学工作。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我采取了一个“笨办法”：从1979年复排《茶花女》开始，每场歌剧演出前，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音乐特色等。这种讲座深受观众欢迎，这种“边演边讲”的形式也被大家称为“郑小瑛模式”。其实，这样做只是想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这样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我却坚持了下来。

此外，我还积极推动“洋戏中唱”。我们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引进西方歌剧，但不能仅止于此。歌剧要想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就必须让中国观众能够理解，语言是关键。俗话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我并不认同。我毕生的追求，是希望“阳春白雪，和者日众”。我常常思考，即使“和者”一天只增加一人，我也感到欣慰。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应该努力为民族的发展注入更多健康、活力与创造力。

这些年来，不少人称呼我为“硬核奶奶”，认为我在90多岁高龄依然坚守在指挥一线。我只是觉得，凡是认定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全力以赴。

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我说，害怕能解决问题吗？病来了就治疗，如果是无法避免的，那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情，减少遗憾。我很庆幸，我最终挺了过来。

前不久，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比什么都重要。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指挥是其中的统帅，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出色的组织能力，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就不能停留在表面。

临近百岁之年，我正与生命赛跑，与时间赛跑，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从19岁参加革命以来，“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我铭记了一辈子，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

我常说，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生命中有音乐，便永远充满活力。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做好应做之事，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没有别的愿望，唯独非常珍惜所有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只要我还能行动，还能思考，我就会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