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好医生”（大家谈人生）

我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期盼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宁，而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的显著特点是热衷于探究事物的本质，总爱问“为什么”。

从小，面对五彩斑斓的花朵，我便对它们为何如此绚丽而感到好奇，这个问题曾长久地萦绕在我心头。通过阅读、提问和思考，我逐渐明白，对任何事物都应刨根问问，绝不放过任何疑问。

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他离世时，我的父亲年仅10岁。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之后又将几位孙辈拉扯成人。我出生于1924年，家住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我的教育背景是教会学校的法式体系，先后就读于萨坡赛小学（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震旦大学附属中学（现上海市向明中学），最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深造，并在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我的家庭秉持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被精心选取，组成了“仁义礼智信”，作为老二，我被命名为振义。祖父曾慷慨捐赠巨款，支持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万国董事会”，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执行战地救护任务。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认为过度奢华是浪费。当看到我们有浪费行为时，他们会反问：“你们是否想过那些无家可归、身处困境的人们？”

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好我们8个孩子，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为国家贡献力量。我的兄弟们大多选择了工程技术领域，例如我的五弟王振信，被誉为“上海地铁之父”，他在上海地铁的设计和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童年时期，每周的餐桌旁，父亲都会检查我们8个孩子的学业，查看成绩单，对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对成绩不佳者则会施以手板的惩罚。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我是唯一从未被体罚过的。

我自幼便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阶段，我虽然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但也喜爱阅读课外书籍。

我的生活轨迹，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工作地点，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我的法语学习始于小学阶段。后来，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教授日语，但我们的学校选择抵制，拒绝开设相关课程。当时，我每天阅读《申报》，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的暴行，内心充满了愤慨。

父亲为人严肃寡言，对子女的管教严厉，生活简朴，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中学时期，战乱频仍，日军的残暴使得生活异常艰难。那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从法租界外出，需要经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接受检查和搜身。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他们多为天主教徒。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来到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在我看来是极其了不起的。我与6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经常聚会，练习英语演讲，分享读书心得和新知识，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能够帮助他人，并怀揣着成为一个无私奉献的好人的理想。这6位同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甚至我的微信名字“Seven John（7个约翰）”也象征着他们。尽管他们已离世，但他们的精神依然“活”在我的微信上。

我与奶奶的感情尤为深厚。她因伤寒去世，我当时年幼，对连名医也束手无策的病情感到悲痛，这促使我立志学医。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成员从事医学事业。我学习法语，因此选择法语背景的震旦大学对我而言更为便利。进入医学院后，我并未立刻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后来，我主动选择了内科，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但思维逻辑尚可。

医学院的学业非常繁重，但我深受老师们的喜爱。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仅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我便是其中之一。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开小灶”，我被特意安排到病理科，老师亲自指导我看片子，他本人也是医生，主动加班，只为单独辅导我一人。最终，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20岁时，我与同学谢竞雄相恋。巧合的是，我们家都住在高安路。我以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每天陪她一起往返，从此相伴一生。她是儿科医生，我一直称呼她为“谢医生”，她则叫我“王医生”。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令人失望透顶。我的三弟振礼被捕，我为此四处奔走。振礼是我家兄弟中最聪明的，他只是因为喜欢摄影，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而被牵连。我的大哥振仁，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们全家正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就连我母亲也成为了里弄干部，我至今仍记得她手持喇叭，向居民们宣传注意安全的场景。

当时，新中国初立，万象更新，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我记得1957年，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华，其中有人感叹：“天主教所追求的，如今你们中国实现了！”确实如此，上海从一片混乱中焕然一新，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便竭尽全力攻克疑难病症，同时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担任了医院工会副主席。我曾担任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后来又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当然，我个人和国家一样，也曾经历过艰难困苦。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逐渐认清了自己的定位。我曾一度以为，此生再也无法重拾医生这个职业，那时的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然而，我别无所长，只会做医生，只想救治病人。事实上，即使让我一直在农村做一名赤脚医生，我也心甘情愿。

回顾一生，我大约只做了四件主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当时，为了解放舟山群岛，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包括游泳和驾舟。不料，他们受到了湖中血吸虫的侵袭，严重影响了战斗力。我受命前往为战士们诊治。幸运的是，治疗效果显著，我因此获得了三等功。

第二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前往中朝边境，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当时，我们遇到了一种“怪病”：一大群战士出现咳嗽、咳血、头痛等症状，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但药物治疗效果不佳。我仔细询问病情，许多战士提到他们曾频繁在河汊、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由于战事紧张，他们常常未将食物煮熟便匆匆食用。我联想到《实用内科学》中的相关记载，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对症下药后，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授予我二等功。

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疾病极为凶险，易引发大出血，高达90%的患者无法存活超过两周，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看到年轻的患者在眼前迅速离世，我内心十分痛苦。我长期致力于研究这种疾病，查阅大量最新文献，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经历了多次失败，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我的妻子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她注意到一位濒危的小患者，便询问我是否能用我研究的药物挽救这个孩子。我表示，该药物经过我的研究和动物实验，效果良好且毒副作用较小。在征得患儿家长同意后，我们使用了该药物，孩子得以康复。更重要的是，这种药物价格不高，服用方便，只需口服即可，能够将“坏细胞”转化为“好细胞”，使95%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上海方案”，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我因此荣获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凯特林奖，评奖词称我为“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用率最高、影响力最大的86篇论文之一。然而，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并未申请专利，一方面是希望全世界的患者都能负担得起，另一方面是希望病患能尽快用上这种救命药物。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总治疗费用也未超过100元。

第四件事是“开卷考试”，我充当年轻医生的“拐杖”。在我80岁那年，我已不再处于临床一线。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由年轻医生出题，我则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斟酌，于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在那两天里，我能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再从中选出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这样的“考试”持续了20多年。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工作上非常繁忙，我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精选后提供给他们，以应用于临床，这便是我扮演的“老拐杖”的角色。记录“开卷考试”的《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已出版了三册。

“开卷考试”有三大益处：首先，能够解决病人的问题，至少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其次，能够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第三，能够不断学习和获取最新信息，保持大脑的活力。因此，“开卷考试”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我十分感谢改革开放，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

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弟子，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但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陈竺以其自身的优秀，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陈赛娟位列第二；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并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是时代赋予了他们机遇。

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一个抛物线。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期，接下来很可能面临下滑。因此，当处于抛物线顶点时，就应该适时退居二线，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这样，事业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攀升，而非停滞不前，这对于整个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当年，我很快便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棒给了陈竺，因为我相信他能做得比我更好。

我在上海生活了百年有余，但从未拥有自己的房产，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借的，日后需要归还。

我今年已102岁高龄，似乎上天将我遗忘，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的医生。2024年，我荣获了重要的“共和国勋章”。说起来，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妻子谢医生。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那是在2010年。她未能亲眼见证我的荣誉，但她一路陪伴我，吃了许多苦。

有媒体称我为“中国药神”，这绝非事实，何来“神”之说？况且，“上海方案”也是集体的功劳。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还有许多其他类型仍然是难以治愈的绝症，这让我感到十分焦急！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探索解决之道……